如何把你的孩子養出心理疾病

  如何把你的孩子養出心理疾病的呢?如果孩子不曾體驗痛苦的感覺,就無法發展“心理上的免疫力”。

  如果說我大學裡確實學到了什么,那就是詩人菲利普•拉金言之有理:“他們害了你,你爸和你媽。雖然不是故意的,但他們的確害了你。”

  當時,我生下兒子不久,便重返學校修讀臨床心理學。腦中想著孩子,手頭卻還要準備期末論文,在這種情況下,我很容易留意到那些論述父母如何害了孩子的研究。當然,每個人都知道,麻辣老媽和出任學校家長教師聯合會主席、每天孩子回家都奉上牛奶與親手烘焙餅乾的媽媽,會培養出完全不同的孩子。但我們多數人落在這兩個極端之間,而在這個區間,很多事情一不小心就會做錯。

  作為一名媽媽,我很想做對。但是什么才是“對”呢?帶著這個問題,我走進書店,立馬眼花繚亂:布萊澤頓、斯波克,還是希爾斯?幼兒中心派、家長中心派,還是合作派?我到底該追隨哪種理論?

  好訊息是,至少在英國著名兒科醫生、兒童精神學家唐納德•威尼康特看來,要養育出身心健康的孩子,你不必非得是完美媽咪。用他的話說,只須當一個“過得去的媽媽”就好了。

  不過,過去所有研究——從約翰•鮑爾比的“依戀理論”到哈里•哈爾洛的猴子實驗——都表明:如果不能精確解讀你的孩子,誤解了他們的信號,或者給予他們的愛太少,幾十年後,他們就很可能會走進心理治療診所(如果有足夠的鈔票支付這筆帳單),坐在沙發上,靠著一盒紙巾,聲淚俱下地回憶著媽媽對他做了什么,爸爸又沒做到什么——每周50分鐘,有時長達數年。

  而作為心理治療醫生,我們的主要工作就是重新當一回病人的父母,提供一種“矯正性情感經驗”,讓他們無意中將早期的被傷害感覺移情到我們身上,然後給出不同的回應——與他們童年期所得到的相比,更加體貼、更具共情的回應。

  至少理論上是這樣。然後我開始接待病人。

  特殊的病人

  我頭幾個病人幾乎是教科書上的範本。當他們訴說不幸童年時,我毫不費力地就能將他們的傷心與成長經歷聯繫起來。但是很快,我遇到了一個例外,這個姑娘20多歲,聰慧美貌,姑且稱她為麗齊。麗齊有堅實的友情、親密的家庭,和極度空虛的感覺。她告訴我,之所來諮詢,是因為她“就是不快活”。她還說,令人沮喪的是,她找不出來自己到底是對什么不滿。她說她有一對“棒極了”的父母,兩個出色的手足,支持她的朋友,極佳的教育,很酷的工作,健康的身體,漂亮的房子。她的家族史上沒有抑鬱症或焦慮症病人。那為什么她老是失眠呢?為什么她總是猶疑不定、怕犯錯誤、無法堅持自己的選擇呢?為什么她認為自己不像父母一直評價的那樣“驚人”、覺得“心中總有一個空洞”呢?為什么她描述自己感覺“飄忽不定”呢?

  我被難住了。這個案例里沒有漠不關心的父親、求全責備的母親和其他放任自流、愛貶低人、雜亂無章的照料者,問題出在哪裡?

  當我試圖弄明白時,令人驚奇的事情發生了:類似的病人越來越多。我的沙發上坐滿了二三十歲的成年人,自述患上憂鬱和焦慮,很難選擇或專注於某個令人滿足的職業走向,不能維持良好的[親密]關係,有種空虛感或缺乏目標感——但他們的爹媽無可指摘。

  恰恰相反,這些病人都說到他們是多么“崇拜”父母,說父母是自己在這世上“最貼心的朋友”,從來都是有求必應,甚至出錢讓他們來接受心理治療(當然也在替他們付房租和汽車保險),這讓他們既愧疚又困惑。畢竟,他們最大的抱怨就是無可抱怨!

  起初我很懷疑這些人的陳述。童年一般都不完美,那么,如果他們的童年很完美,為何會如此迷茫、不自信?這跟我學過的知識背道而馳。

  但相處一段時間後,我開始相信他們並無粉飾或曲解。他們真的擁有關愛備至的父母,給他們“發現自己”的自由,鼓勵他們想做什么都行,接送他們上學放學,陪他們做作業,當他們在學校受欺凌或孤立時出手相助,在他們為數學發愁時及時請家教,看到他們對吉他表現出一絲興趣就掏錢讓他們上音樂課(喪失興趣時又允許他們放棄),當他們違規時跟他們談心,而不是簡單粗暴地懲罰(運用“邏輯後果”來替代懲罰)。一句話,這些父母很“體貼”,投入地引導我的病人們順利通過童年的種種考驗和磨難。作為一個力不從心的媽媽,我常會在聽病人陳述時,暗自奇怪這些偉大的父母是怎么做到這一切的。

  直到有一天,另一個問題浮現在我腦海:這些父母是否做得太多了?

  是啊,我,還有無數同樣的人,都在努力地做好父母,就是為了今後我們的孩子不至於淪落到心理醫生的沙發上,而我正在目睹這種養育手段的血肉後果。為了給孩子提供正確的養育,我們拼盡全力、精疲力竭,而他們長大之後卻坐在我們的辦公室里,訴說他們感覺空虛、迷惑、焦慮。我讀博士時,學院裡的臨床焦點在於缺乏父母體貼如何影響孩子,誰都沒有想到問一問,如果父母過度體貼的話,這些孩子又如何呢?

  過度保護剝奪幸福感

  在美國,育兒一直是個爭議話題,因為風險太大,而各派學說難有定論。在不同門派之間,一直劍拔弩張:親密育兒派vs嚴格教導派,兒童中心派vs家長中心派,社會風向“三十年河東,三十年河西”。不過,即便在推崇“別過多擁抱你的孩子”的20年代(行為主義心理學家約翰~華生在其著名育兒指南里寫道“當你身不由己地想愛撫孩子時,記住母愛是一件危險的工具。”),所有育兒法的根本目的是一樣的:將孩子培養為有生產能力的、幸福的成年人。我的父母希望我幸福,我祖父母也希望我父母幸福。不過,近年來出現的變化則是:人們對幸福的看法和定義不同了。

  如今,光是幸福還不夠,你得更幸福。美國夢以及對幸福的追求已經從“尋求大致滿足”變異為“你必須任何時候、各個方面都幸福”。“我幸福,”格雷琴•魯賓在暢銷書《幸福工程》中寫道,“但我還應該更幸福。”這種追尋已經風靡全美,變成一場舉國運動。

  那她到底應該幸福到什么程度?魯賓也不確定。聽上去她和我一些病人的情況完全一樣:擁有絕佳的父母,“高大、黝黑、英俊”(並富有)的丈夫,兩個健康可愛的孩子,一大幫朋友,在上東區買了豪宅,耶魯大學法學學位和成功的自由撰稿事業……儘管如此,魯賓仍不滿意,“似乎缺了點什么”。為了消解“憂鬱、不安、低落和四散的內疚”,她開始了一段“幸福旅程”:列出行動清單,每周一買3本新雜誌,不斷收拾衣櫥。

  在付出整整一年努力之後,魯賓承認她仍在掙扎。她寫道:“從某種意義上說,我讓自己更不幸福了。”接著她揭示了所謂“成年的奧秘”之一:“幸福並不總讓你感到幸福。”

  現代社會學研究支持了她的說法。“幸福作為生活的副產品,是很棒的一個東西,”斯沃斯莫爾學院社會學教授巴里•施瓦茲說,“但把幸福作為目標來追求,只會導致災難。”而現代很多父母正是孜孜不倦地追求著這個目標,卻適得其反。我和同事由此開始懷疑:會不會是父母在孩子小時過於保護他們,避免讓他們不幸福,才剝奪了他們成年後的幸福感呢?

 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精神病醫生保羅•波恩說,答案可能是肯定的。在臨床實踐中,波恩發現很多父母會盡一切可能避免孩子體驗到哪怕一丁點的不適、焦慮或者失望。當孩子長大,面對正常的挫折,就以為事情嚴重出錯了。他說:當學步兒在公園裡被石頭絆到,剛剛倒地,還沒來得及哭呢,一些父母就會飛撲過來,抱起孩子,開始安慰。這事實上剝奪了孩子的安全感——不僅在遊樂場,而且在生活中。如果你不讓孩子體驗那剎那間的困惑,給她一點時間,讓她明白髮生了什么(“噢,我跌倒了”),讓她先把握跌倒的挫折感,並且試圖自己爬起來,她就不會知道難受是什么感覺,以後在生活中遇到麻煩時也不知道該如何應對。這些孩子上大學時,會因為最小的麻煩發簡訊給父母求救,而不會自己找辦法解決問題。假如,當孩子被石頭絆倒,父母允許她自己恢復一秒鐘,再去安撫她的話,孩子就學習到:“剛才有一秒鐘挺嚇人的,但我現在沒事兒了。如果有不快的事情發生,我能自己擺平。”波恩說,多數情況下,孩子會自己應付得很好,但很多父母永遠弄不懂這一點,因為他們忙於在孩子不需要保護時過早伸出援手。

  這讓我回憶起自己當兒子在沙坑裡摔倒時一個箭步衝上前。回憶起兒子四歲時,我一個朋友死於癌症,我當時第一想法是:不能告訴他。畢竟他都不知道她病了(有次他注意到她戴著頂頭巾,問我她是不是正統派猶太教徒,我膽怯地說“不是,她就是喜歡頭巾”。)我知道他可能會注意到我們不再去探望她了,但我讀過的所有育兒書都說,得知親友的死訊對於孩子來說太可怕了,所以,在不說謊的情況下(我們這些明理的、體貼的家長可不能對孩子撒謊啊),我只好給這個不幸的訊息裹上一層保護衣,同時知道這層保護衣擋不住兒子那折磨人的“為什么”。

  最終,我把真相告訴了兒子。他問了很多問題,但並未因為震驚而昏倒。總之,用波恩的話說,我對兒子的信任讓他更加信任我,並最終更有安全感。通過告知他這件事,我傳達了一個信息:我相信他可以忍受悲傷和焦慮,而我會在一旁幫助他渡過難關。如果不告訴他,則傳達了另外一種信息:我覺得他處理不了難受。而這正是很多成人每天以隱含的方式向孩子傳達的信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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